以父之名
鲁 敏
我与父亲，从没真正生活在一起。一般讲，我只在春节会见到他。
他是本村早期的大学生，考到南京念大学，继而分配在那里工作，颇为荣光。重要的城里的工作使得他只在春节才能回乡。本地还有另一个在南京军区工作的人，他们俩一回来，就过年了。整个正月，他们俩与村里的书记、会计、赤脚医生、小学校长等各方面的有头脸的人，会被人们邀着吃“春子”，从初五吃到正月半，经常一天两顿。他们在人家的堂屋里伸手伸脚地围着八仙桌坐着，喝酒，打牌，交换各自的烟，谈论国家大事。
再冷的天，父亲都穿毛料的衣服；那个军官，则是威风凛凛的制服。他们从不穿棉袄，看上去比当地的任何人都单薄，可这是气派和合适的，大家都一致地同意：城市的人，是不怕冷的。这正是城市人漂亮的地方。
父亲死后，七七第四十九天，家里人请人放焰口，并烧掉他的许多东西。全是从南京收拾回来的，大部分我都没有见过，那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物件，一个活了四十四岁的男人半生的家当。奶奶再次哭得昏过去，姑姑们闭上眼淌泪，妈妈要张罗饭菜，便由我主要负责烧东西。俄文字典、围巾、画报、小木摆件儿、塑料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件羽绒衣，两面穿，一面银灰、一面褐色，十分肥厚。真好烧啊，一扔到火里，羽毛们就“砰”地炸开来，热气烘烘。我惊讶得忘记了心疼。想起父亲每年回乡过年，乡下那么冷的三九四九天，他从来没带回过这件羽绒衣。他是对的，他表现得像一个漂亮的城里人。大家至今都记得他穿毛料服，裤腿上两条线。
所有那些春节期间，我与父亲，说不了几句话。有那么几句，竟也记得。
我家有个习惯，一到春节，就替四周的邻居写对子，早先是爷爷，他做过私塾先生，写得端正老实，全是妇孺皆知的老派对子。后来爷爷老了，或者也未必是老，总之，换成父亲写了。父亲喜欢这个角色。他把家里装糖果的瓷罐子拿出来调墨汁，把方桌上全部的东西都拿到别处，架势很大。倘若邻居没有特别指定，他便玩乐，自作主张改动上下联的几个字，让人念得半生不熟；或另取唐诗、录古句。有时也写新编的，歌颂农村风貌的那种，是广播里报的，他注意听村广播站的内容，却一边听一边哈哈地嘲笑。他还会给对联加“裱”，抓起一张报纸，随意地团成一个团，然后蘸着金黄的调料，在对联边沿整齐地印上一朵朵花，挺绝。不过他有分寸，不会在人家堂屋、正门的对子上游戏。
除夕前全家大扫除，他只负责一件事，替大家擦皮鞋。他很有兴致，一只只先抹去旧灰，接着，浓浓地上油，放着，“养”一会儿，然后，找来一小块旧的真丝布，紧贴着皮面不要命地飞速地抽动。再旧的皮鞋，这样子一弄，都亮得惊人，他快活地把一家人的皮鞋排在一起。浓浓的鞋油味，非常洋气地往鼻孔里钻着。年初一，我穿上他擦过的红色猪皮鞋。然而这鞋子是上一年买的，我嫌小了，有些挤，只穿了小半天，便换下来了。他竟不高兴了，像嫌弃乡下孩子似的：“最起码的……一个人，要学会穿皮鞋……”
我那时不大清楚，到现在也不以为然，一个人，会不会穿皮鞋，有什么要紧之处。有一点，现在我擦皮鞋，跟他的习惯一模一样。尤其是最后一道，真丝布与皮质之间的摩擦速度，我相信那对于皮鞋的亮不亮，很关键——这些所谓的细节，在别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也并非说我多么珍惜，但我与父亲所打的交道实在太少，况且，童年的事，一旦记上，就一直记着了。
正月里，父亲几乎每天都打牌到很晚，摸黑回来，还有酒气，裤袋里乱糟糟的，全是牌桌下来的零钞。他早上起得很迟，替他准备的四只水煮蛋，热了又凉了。如果这天没有人请“春子”，吃午饭时他跟我们一起。他不太说话，很快吃完，用一条手绢擦擦嘴，然后到外面，到光秃秃的晒场上转圈子。他一出门，我才开始真正放松地吃起来，让妈妈给我拣瘦肉，嚼出声音，添好几碗汤。我不习惯他在我家的饭桌上，有他坐着，我吃不好。
实际上我相当地怕他。我记得他曾经打过我，就在短暂的寒假里。某天，奶奶母亲忙碌着做鱼做肉时，我吃了一块她们熬出的油渣，不巧，却是块嚼不烂、咽不下的油渣，我刚要吐掉，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严厉地命令我一定要吞下去。我嚼了又嚼，咽了又咽，却还是嘴里连着喉咙，七八岁的我很快哭起来，父亲继续骂我，他甚至踢起我，用他的皮鞋踢我的腿，可能并不是真踢，因为并不怎么疼，可我被那没有缘故的责难给打蒙了，实实在在地惧怕起父亲，我巴望着他赶紧回南京。我不要过年。
这一块我无法吞下的“油渣”，曾被我隐约地写进一篇小说。我本不该这么利用这个私人细节。可我没忍住。
再长大一些，我了解到更多父亲的事情，这虽然并不能够使我轻易地谅解父亲当时用皮鞋踢我的事情，但我可以宽容地推测：每一个回乡度假的春节，他是不快活的，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体恤他——他在南京另有他的生活，他正周旋于他的个人欲望之中，他看到老家，看到我母亲，是气恼与回避的。他是借“油渣”拿我撒气；可能，他也生气我对他的不亲昵。再进一步说，他跟我一样，跟母亲一样，也是一个没有体会到天伦之乐的人，他同样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家。
《时间望着我》，鲁敏／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