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王爱新

母亲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是整100岁了，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母亲的生日。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出生于豫东的农村。母亲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家中没有男孩.在那个年代，没有儿子，姥爷一家总是被村里人低看一眼，为此姥爷的心情经常不好，作为家中的长女，母亲总是小心翼翼看着姥爷的脸色，尽量不惹父母生气。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承担了家中的担子，她帮助姥姥带妹妹，帮助姥爷做地里的农活，并且在她5岁的时候，就很听话地被姥姥缠了足，致使母亲的双脚畸形发育，一双小脚伴随了母亲一生。她从小接受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教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在姥姥的言传身教下，中国传统女性身上所有的优点，母亲全部都有。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吃苦耐劳，做得一手好饭菜，针线活也是一流，从不出去串门，所有的时间全部都在做家务，管教孩子、洗衣做饭、打扫庭院、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一天到晚不停手，好像根本不知道累。

父亲是家中的独生儿子，身上的毛病比较多，比如脾气急躁，粗心大意，不会体贴人，不会干家务等等。母亲比父亲年长3岁，父母一起生活的几十年的日子，母亲就像一个体贴的姐姐照顾着父亲。父亲想吃什么饭，母亲就给他做什么，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母亲更是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家里老老小小的吃喝拉撒全部都由母亲负责，在那个经济及物质都极其匮乏的年代，这个担子可是不轻。母亲从来都没有怨言，她总是尽力把好的东西给丈夫，给孩子，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我小时候经常见母亲蒸馒头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一种是白面和玉米面的混合面馒头，一种是纯玉米面的馒头，玉米面的馒头是母亲和哥哥吃的，父亲和我吃的是混合面的，要知道当时能常年吃到混合面馒头不亚于现在每天都有海鲜吃。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父亲从家乡支边来到新疆。父亲来新疆的时候，大哥只有4岁，母亲怀着二哥，挺着大肚子，父亲到新疆后两个月母亲生下了二哥。后来的日子，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有多艰苦可以想象。母亲给我讲得最多的就是那一段艰苦的岁月。母亲要去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奶奶又不肯帮忙带两个哥哥，她没有办法，只有将两个孩子带到地头，把还不会走路的二哥腰上拴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只在四岁多的大哥的手腕上，在地头铺一块毯子，把两个孩子放在上面，她去地里干活。中间休息的时候，她就一路小跑到地头来给小儿子喂奶，而这个时候，两个孩子往往是一脸泪，一身泥，尿湿了裤子，哭哑了嗓子，那时的母亲只有一边流泪一边喂孩子吃奶，给孩子换上干净的衣裤，又到地里干活。到了50年代末，进入了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饥饿导致的死亡时刻都在威胁着每个家庭。村里食堂的大锅饭已经无粮下锅了，经常会有人因营养不良、浮肿而死去，父亲在新疆也只是能够顾得了自己。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村里的长辈亲戚都纷纷预言，这两个孩子是肯定活不下去的。而那时的农村，虽然有土地，是不允许种“资本主义的苗”的。坚韧的母亲，看着两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只能铤而走险，她趁深夜去公社收割完的麦地里捡拾麦穗，回去用手揉搓干净，得到了一瓦罐麦粒，母亲知道，这是保住两个儿子性命的无价之宝。可村里每天都会派人到各家各户搜查是否有人私藏粮食，如果被发现，那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罪过，如何躲得过去呢？我那一向规矩胆小的母亲为了两个孩子能活下去，变得无比刚强。她在深夜将院中一棵大槐树下面挖出一个深坑，把瓦罐埋进去，但是新鲜的土是肯定要引人怀疑的，母亲就将这一两平方大小的地平整好，在上面撒下了荆芥种子，喷足了水分，正值盛夏的高温天气，第二天荆芥就齐刷刷地出苗了，第二天晚上来搜查的人在家里什么都没有找到，在院子里大树下看到那一片已萌发出嫩芽的荆芥，直夸母亲这片荆芥出得好。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母亲每晚都用油灯给两个哥哥煮小半碗麦粒给他们吃，这一瓦罐麦粒，帮助母亲渡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保住了一家三口的性命。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在父亲支边进疆，她一个人在老家带两个儿子长达十年时间，两个哥哥都在该念书的年龄按时走进了学校，当时村里人有好些人说三道四，不能理解为什么母亲这么苦的日子还要让两个孩子上学，甚至连父亲都建议别让大哥上学了，让他帮助母亲做些地里的农活，好帮衬母亲一把，因为村里大部分的孩子到了十二三岁都是这样的。但母亲不听他言，坚持让两个孩子上学读书，独自用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家里的一切，致使她年纪轻轻就得了一身的疾病。

1966年，母亲也来到了新疆，一家四口终于团聚了，母亲当时已42岁了，一双小脚，十几年过度的操劳，浑身的病痛，父亲心存愧疚，就对母亲说：“你不要参加工作了，就在家操持家务吧，孩子慢慢都大了，在家休息休息！”一向温存的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坚持要参加工作，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自己找到连队的指导员，请他帮助写了一个参加工作的申请，按上了手印，交到了连队，一个月后，母亲的工作批了，也成了一名兵团职工。从此母亲也和连队的男职工一样，平地、清淤、放水、播种、插秧、割麦、拾花、积肥等等，母亲样样都是好手，好强的母亲从没输给过其他人，连续多年被评为“五好职工”。

由于两个哥哥十年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生活，缺乏感情，来新疆时又正值十几岁青春叛逆期，加之父亲脾气急躁，两个哥哥和父亲时常产生矛盾就成了常态，教育儿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母亲身上。妈妈不断教育两个孩子要用功读书，好好学习，同时又通过言传身教让他们理解父亲，培养他们与父亲的感情。大哥来新疆过第一个生日，粗心的父亲哪里记得。母亲托人买了一顶当时男孩子都心心念念的军帽，让父亲送给大哥，大哥高兴得蹦得老高，和父亲的感情融洽了很多。大哥十八岁应征入伍，一年都没有回来探亲。母亲放心不下，从没有单独出门过的母亲，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一个人跋涉上千公里去部队看望大哥。70年代初，刚参加工作的二哥得了甲状腺功能亢进，情绪低落，忧心忡忡，母亲把他送到团部卫生队住院，并托人从上海带来当时新疆根本买不到的海带、海蜇等含碘丰富的食品做给哥哥吃。我记得那年的春节，连队给每家分了两公斤肉，妈妈只留了一小块，其余的全部给哥哥做成了肉饼，不会骑自行车的母亲，一双小脚，步行了12公里到团部卫生队，给哥哥送去了肉饼和海带汤，陪着哥哥在医院度过了除夕。母亲用她的温柔和爱滋养着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像一缕春风，像一股清泉。

母亲是一个极富爱心的人，她的善良奠定了我们兄妹三个最基本的人品本色。记得小时候和我家一排房子的最边一住着一位李奶奶，听连队大人说他唯一的儿子犯罪入狱好几年了，因此在连队没有什么人跟她来往，一个老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妈妈经常叫我去李奶奶家看看，有时家里蒸了包子、包了饺子，妈妈会让我给她送过去几个，在当时的条件下，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经常嘟着嘴不高兴，舍不得那些“美食”，母亲总是对我说“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扬名”。有一次，一连几天都没见李奶奶出门，妈妈过去一看，原来老人病倒了，妈妈连忙让我去找了连队卫生员来给李奶奶看了病，配了药，打了好几天针，老人才度过危险。我的奶奶是个“恶婆婆”，在老家时对母亲不好，成了母亲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但在奶奶晚年的时候，母亲依然从每月仅有的几十块钱中拿出十元寄给她，每年都会亲手做两双布鞋、两套衣服还有治疗哮喘的药托人带给奶奶。奶奶生病的日子，是母亲回到老家，在床边侍候了老人好几个月，送了奶奶最后一程，当我问起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屋檐水代代传，等我老了你们也会这样对我的”。我出嫁的时候，母亲没有提出任何物质上的要求，只是在我临出门时反复告诫我嫁入夫家一定要孝敬公婆，与丈夫以诚相待，把日子过好。现在我已50多岁了，结婚30多年来，妈妈的要求浸入了我的灵魂，在我想任性、耍小脾气时经常想到母亲的教诲，几十年来我与婆婆情同母女，与丈夫恩爱如初，日子过得很幸福。我经常想，没有文化的老妈给我的婚姻要求简单朴素而又实在，指导了我一生，使我受益了一生。

母亲已离开我20多年了，她经常说的一些话，做的很多事影响了我的人生，永远感恩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