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老师们

王爱新

昨天下午出去散步，路过阿拉尔上海知青公园，在落日余晖中，正值隆冬季节，草木萧疏，仍挡不住这一片精致园林中流淌的青春节奏。站在那一幅幅画面、一座座雕塑前，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仿佛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的团场连队，不由想起我的那些上海老师们……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与当年上海支边青年的子女是同龄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的过程中，上海知青成为我们生活学习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从上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伴随我们学习工作生活几乎离不开上海老师。

上托儿所时候的事，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妈妈当年经常给我说起，说我小时候性格内向，胆子小，到托儿所总有调皮的小男孩抢我带的零食，甚至有一次为了抢我的饼干，一个小男孩把我的脸都咬肿了。于是一提起上托儿所我就哭闹不停，后来一位上海知青冯阿姨到连队托儿所工作后，妈妈就把我交给了她，每天早上她路过我家的时候会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托儿所，下班又把我带回家，由于得到了冯阿姨的“特殊照顾”，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她又教会我背了好多首古诗，教我学会了跳维吾尔族舞蹈，我经常会在爸爸妈妈和叔叔阿姨面前表演，我的性格开始变得活泼开朗，胆子也大了，老师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安排我帮助老师管理小朋友。妈妈经常给我说的这些事我一点都记不得了，也记不起冯老师长什么样，等我记事以后，我问妈妈冯老师的去向，妈妈告诉我冯老师随同丈夫调到别的团场工作了。虽然我记不得冯阿姨了，但她算得上我的启蒙老师，她改变了我的性格。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上海知青。教语文的小刘老师，梳着一对长长的、油亮的大辫子，辫梢扎着一对天蓝色的蝴蝶结，她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给我们教拼音时发音很好听，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上她的语文课。上到小学三年级时，她带领我们排演《卖火柴的小女孩》《神笔马良》等舞台剧，她亲手给我们缝制服装，制作道具，给我们化妆、梳头发，好多漂亮的布料、精致的发卡都是刘老师回上海探亲时买回来的。在当时文化生活十分贫瘠的团场学校，小刘老师像一道光照亮了多少孩子梦中的世界。因为有了小刘老师，我和很多同学从小对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慢慢又对文学产生了挚爱。后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同学高中或大学毕业后都成为不同单位、不同行业里的“笔杆子”，至今仍在岗位上受益。

上初中以后，我从连队学校转入团中学，由于离家远，需要住校，特别是宿舍的取暖需要生煤炉子，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姓杜，体型瘦小，白白净净，说话文质彬彬，平时总喜欢穿白色衬衫，典型的南方人气质。入秋后，他带着我们一起把宿舍的取暖煤运回来，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把煤面和黄胶泥混合在一起拌均匀，教我们包煤球，带着男生去后面的沙枣林中砍引火柴，帮女生收拾铁皮炉子和烟囱，经常搞得脸上黑一块、白一块，衬衫也搞得黑乎乎的。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半夜，我们全宿舍的同学都头痛、头昏、呕吐，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好杜老师不放心，半夜来巡查寝室，发现我们的炉盖没有盖好，大家是一氧化碳中毒了，他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抱到门外，又找来校医，早晨让食堂给我们专门做了小米粥，半天后我们的症状都缓解了。如果当晚杜老师不来查看，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高中时期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教数学蔡老师，有着十几年教龄的上海知青。他身材略微发胖，皮肤很白，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不苟言笑。高中的数学很难，当时很多同学一升到高一都被数学吓住了，有的同学直接准备放弃数学。面对这样的情况，蔡老师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会做同学思想工作的老师，但他有他的“笨办法”，那就是“盯着干”。当时他担任着我们班的班主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不管是自习课还是晚自习时间，甚至连天气不好上不了的体育课、哪位老师生病无法来上的课，蔡老师全部“包了圆”，他一节不落地准时来到教室，要么讲卷子，要么一个一个同学叫到讲台上讲错题，有的题目他讲了很多遍，还是有同学听不懂，他会气得脸色铁青，甚至会爆粗口，但过了一阵他气消了，还是会不厌其烦地再讲一遍。他这样“盯着干”，其他老师自然用不了自习课了，他们就会有意见，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看得到他脸上有笑容，那是他对其他老师报以的带有歉意甚至讨好的笑容。高中三年，蔡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地盯，一节课一节课地盯，从没有放弃过一个人。高考那年，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名列全阿克苏地区第二名，我们班有8个同学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医学院毕业到踏上了工作岗位，我的第一位临床老师仍然是一位上海知青——董主任。说她是上海知青，到了90年代，她也不年轻了，接近五十岁的人了，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也很拼命。记得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危重病人是个胃溃疡合并消化道大出血的男性病人，出血量很大，入院的时候就出现了失血性休克的表现，看着这么重的病人，我一下就懵了，董主任当时是我的科主任，她一边指挥着抢救，一边低声对我说：“别着急，回忆一下相关的知识点，需要尽快做哪些检查？如何明确诊断？如何止血、抗休克？”在主任的安慰和提示下，我立即镇定下来，了解了病史，给病人查了体，迅速开出急诊检查单和医嘱，并与病人家属谈了话。当晚，董主任没有回家，她陪我一起值班，一夜几乎都没有睡，半小时就去看一下病人的血压和胃管冲洗液的颜色，直到早晨，冲洗出的胃液终于透明了，病人的生命体征也平稳了，她那疲惫的脸上才露出笑容。我庆幸跟随董主任学习的那些日子，我从她身上学到了一个医生的强烈的责任心和职业操守，她帮我系好了职业生涯的第一粒钮扣，使我个人在以后的十几年临床工作包括改行后的工作中一直坚守和坚持。

如今我也已经退休了，我的上海老师们也都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好不好。虽然再没有去看过他们，也没有了他们的消息，但我的上海老师们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远离上海大都市，无怨无悔地把知识和文明传授给我们兵团第二代，培养我考上了大学，教会了我做人做事，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这一切我们不会忘记，兵团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