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刘定宇

“科”字在《辞海》里有众多条目，我在这里说说科学和科学技术。 

在古汉语里没有科学这个词，与之意义相近的有“格致”，即格物致知，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的理性知识。科学这个词在我国出现比 较晚。民国时期，陈独秀编《新青年》时，曾风趣地把其翻译成“赛先生”（英语：Mister science）。从此，科学一词在中文里便普遍使用起来了。 

纵观兵团60多年的发展史，从最初的人力拉犁到如今的高度机械化， 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 

在艰苦的创业阶段，兵团人在渺无人烟的亘古荒漠上，凭着惊人的意志、毅力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信念，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站稳了脚跟，打下了基础。当军垦事业初具规模需要大发展的时候，就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于是，大批科技人才纷纷来到兵团，在祖国大西北这片热土，用科学创造着奇迹。 

玛纳斯河流域地处北纬43度以北，无霜期短。新中国成立前，这里 不种棉花。为适应国家的需要，兵团决定冲破“禁区”，在这里发展棉花生产。并从当时的八一农学院（新疆农业大学的前身）请来苏联专家迪托夫教授指导植棉。迪托夫详细研究了玛河流域的水文气象等资料，并根据实际创制了一套植棉方案。他对时任司令员陶峙岳说，只要按照他的方案去做，就能保证亩产籽棉达到200公斤。 

迪托夫是一位非常严谨的科学家，60多年前，我作为生产战线报的记者，曾跟随他到基层采访，每到一个单位，他都要到田间仔细察看苗情，询问耕作过程，召集团场、连队领导和植棉战士上“地头课”。有的操作上没有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会通过翻译毫不客气地提出严厉的批评。1953年，兵团在玛纳斯河流域种植2万亩棉花，平均亩产籽棉超过200公斤，是当时空前的大丰收。后来，逐渐推广的地膜覆盖和喷滴灌等先进技术，使棉花栽培技术更加科学、形成模式化，兵团很快成为棉花 生产的示范区，新疆成为国家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 

在兵团农牧业生产实践中，涌现出不少在科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先进人物。畜牧育种专家刘守仁，在原农八师的紫泥泉种羊场科研条件滞后、 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培养出军垦细毛羊系列，他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农二师高级农艺师杨树新，在“文革”中被打入“牛棚”，横遭批斗，他不屈不挠。在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的情况下，不断进行科学实验，培育出优良的陆地棉种“军棉一号”。“军棉一号”在全疆大面积推广，以后又普及到全国的十多个省（区），大大提高了我国棉花生产能力。全国农垦系统的机务标兵、兵团特级劳模侯正元在工作中探索出一套科学驾驶和保养拖拉机的技术，他开的拖拉机曾创下3.3 万小时无大修的纪录。他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17年的工作量。刘学佛科学植棉创造了全国棉花单产最高纪录，曾以专家的身份被派往河南安阳传授植棉技术。在自治区逐年召开的科技表彰大会上，兵团所属的个人或单位获奖者不胜枚举。 

在改革开放之前，有两个字困扰着兵团的发展：一个是“死”字，一 个是“穷”字。“死”是经营管理上死，多年计划经济，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些团场穷得发不出工资，职工穷得家徒四壁。20世纪70年代，我被下放到基层劳动，看到不少职工家里空空荡荡，除了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连一张吃饭的桌子也没有，真是穷极了苦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许多单位的产值成倍增长，职工收入也成倍增加。发展生产力要靠科学， 搞好管理也需要科学。

兵团人继承了王震、张仲瀚等老一辈军垦事业奠基人崇尚科学、尊 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大批科技人才在兵团各行各业大显身手，贡献突出。原农一师农科所所长、副研究员陈顺理培育出我国第一代长绒棉品系——“胜利一号”，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第二代高产早熟优质长绒棉良种——“军海一号”。“军海一号”优质长绒棉良种的推广，使塔里木河流域成为我国重要的长绒棉产区。 

今天，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逐渐形成风气，大批有科学知识、事业心强、素质好的大学毕业生成了团场的领导骨干。那些风华正茂的农艺师、工程师、畜牧师、经济师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一个人才济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兵团，正乘风破浪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