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 

陈 平

古人把国家称为江山社稷，社为社神即土地，稷为小米即粮食，土地和粮食是被作为神来崇拜的。老百姓认为，“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儒家经典规定“左祖右社”，即王侯宫殿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坛。西汉时期在西域施行“屯垦戍边”国策，核心是“平时积谷，战时用兵”。

清末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大力推行屯垦，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从外运粮 进疆运费是粮价的十几倍。 

缺粮。新中国建立之初，进疆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1949年的新疆，农业生产还停留在“二牛抬杠”的原始阶段，粮食产量很低。各族老百姓自己吃不饱，贫无余粮。奸商哄抬粮价，而且只认俗称“袁大头”的银元。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月一次乘军用飞机赴北京运回银元。周恩来总理对甘部长说：“人民解放军要长期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靠别人吃饭，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 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7页） 

种粮。粮食成为新政权能否扎根立足的头等要事，王震将军率领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以军令要求：不容许任何军人站在大生产运动之外。曾任兵团司令员的刘双全回忆说，进军南疆后到焉耆垦区开荒，毛驴送粮，两三天一趟。遇上大风暴雨，送粮耽搁，大家就饿肚子， 甚至一两天没有吃的，粮食就是命啊！如果没有南泥湾精神，没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没有人能够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更别说开荒种田养活自己了！正是凭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年后全军粮食半自给，两 年后粮油肉菜全部自给而且还支援地方粮食。各族群众看到，自古以来， “当兵吃粮”，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民供粮”。在疏勒县草湖垦区， 一位18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子艾买提·艾孜木，父亲是老铁匠，父子俩给开荒部队打坎土曼。看到战士们披星戴月，开荒造田，晚上有篝火晚会， 小伙子坚决要求参军，说：“我要当一辈子打坎土曼的兵！” 

发展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好，主次切衡量。各业农为主，谷物粮为纲。”“未战早备战，年丰多储粮。”兵团老领导张仲瀚在《老兵歌》中用诗歌语言准确表达了兵团的发展思路：备战备荒，屯垦戍边。遵循这个思路，开荒，种粮；再开荒，再种粮；不断发展壮大。从1954年兵团成立到1966年，兵团耕地由100万亩扩大到1212万亩，成为国家重要的粮棉生 产基地。

粮荒。1960年，共和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在全国城乡蔓延， 粮食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物资。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的方针，粮食生产摆在了重要位置。兵团生产的粮食大量东调支援灾区， 职工粮食月定量降至30市斤，有的垦区甚至降到28市斤。“粗粮吃，细 粮卖，工资不发打牌牌（欠条），刮风下雨当礼拜（天）。”这个民谣生动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兵团人的艰苦生活与奉献精神。 

就在这个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兵团党委决定农五师（现五师）从哈密西迁至博乐，加强边防建设。1960年8月，3000多名职工陆续到达博乐垦区，他们掘地为穴，修渠开荒，建起了6个农场。大型机械还没有 运到，大家靠原始工具坎土曼开荒。一人一天挖一亩多地，累得骨头散架。但最大的灾难是蔓延全国的严重饥饿，农场取消了一周吃一顿白面饭的规定，白面省下给重病号吃，全体干部职工吃杂粮伴野菜。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午餐吃发糕，晚饭吃菜糊糊。 

断粮。1961年元月，隆冬时节，暴雪覆盖大地，交通断绝，一位年轻人蹒跚行走。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他叫王彪。他的任务是向管理处报告“断粮”。到了管理处见了领导他只说了一句“全场断粮” 就晕倒在地，双腿被冻残。6个农场全部“断粮”，管理处紧急动员送粮。 从哈密运粮来不及，就决定从国库给农五师借粮。一辆辆送粮车冒着风雪分头出发，处领导跟车送粮。往距离最远的红星十五场送粮的汽车陷入沼泽里，运输科科长郭维亚把粮食卸下来，叫汽车速回再运。他背着一袋 粮食走了20多公里，到了场部一下子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有粮食啦！” 职工们欢呼着抢着去背粮食。郭科长心里长舒了一口气，没有饿死一个人哪！

从1960年开始西迁到1966年，农五师迅速建成了11个农场，水泥 厂、大修厂、面粉厂、医院等拔地而起，成为守卫祖国西部边陲的一道钢铁长城。

今天，物资充裕，商品丰富，没有人再为粮食发愁。但是，兵团人要记住这样一个关于粮食的故事：1962年，“伊塔事件”爆发，党中央命令兵团赴边境执行“三代”（代管代耕代牧）任务。农九师（现九师）一位连队指导员叫王健忠，他带领战士在山口设哨卡。粮食不够吃，他捧着采来的野菜对大家说，不知道这种野菜能不能吃，我先尝尝，没有问题的话大家再吃。不幸的是，野菜有毒，他因此牺牲。 

现在，在他牺牲的地方，边境城镇崛起，林茂粮丰，粮油肉制品已经走向全国市场…… 

链接：

2014年，兵团全年粮食产量222.89万吨，棉花产量163.61万吨， 油料产量16.99万吨，甜菜产量203.57万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